翻阅共和国的大事记，刘澜涛的名字经常是被排列其上的。然而，1966年，共和国在经受劫难的那段日子里，他的名字渐渐地从大事记中消失，戏剧性地上了街头巷尾张贴的大标语中，并且悄悄地进入了专政人员的名单，再后来
“昔日座上客，今为阶下囚。千古公道在，丹心复何忧。”
1970年11月7日，刘澜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寂寞的一天。这天清晨，他早早地醒了，眼望着空寂的天花板，一种发自心底的寂寞凶猛地向他袭来，天旋地转得几乎使他昏厥。“……60岁，今天生日？我这是在哪儿？”一阵强烈的耳鸣，把他带回到“昨天”：
“刘澜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！”两只高音喇叭正对着刘澜涛的耳朵，超强度的音波在他的两耳间无遮无拦地穿行。“打倒叛徒刘澜涛！”“刘澜涛彻底交代罪行……”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一阵强似一阵。此刻，头上的青筋好像瞬间就要爆破开来。他挣扎着，企图抬起被狠狠按压住的头。然而最终还是没能成功，面对着脚面的嘴唇微微地动了几下，终于无力地合上了眼。这以后他竟什么也听不到了。
上千次的大小批斗会之后，他被投入了经常令他悚然的寂静。的确，他的世界再也没有了声音，再也看不到成千上万颠狂的人群，更看不到亲人和朋友，除去哨兵警觉的眼睛之外，所有的一切对于他都是封闭的隔绝状态。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没有发现自己已丧失了听力。甚至丧失了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权利。根本就没有人理睬他，如果有的话，只不过是通过窗口扔进一叠标着“坦白叛变过程”字样的白纸，一只笔。如此这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。
每每看到“叛变”字样的时候，刘澜涛时常会热血沸腾，“政治陷害！”赤裸裸的政治陷害。他一遍又一遍地书写着历史的真实，然而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因“掩盖罪恶历史”被勒令重来。
长夜难眠，在被污辱与被陷害的境地中，刘澜涛艰难地跋涉着。此刻，对于往事的回忆便成了刘澜涛最好的精神食粮……
1930年夏，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至绥德，并于8月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。由于受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影响，会议决定，举行暴动，并将行动委员会迁到榆林，由担任特委秘书长的刘澜涛负责行动委员会的迁址筹备。会一结束，刘澜涛便与张德生一同前往榆林。
这一天，正当他们行至渡口准备过河的时候，被几个正在盘查的国民党兵扣住了，无论他们如何解释，硬是要把刘、张二人交到绥德去面见上司不可。一见此状，刘澜涛急了，由于执行特殊任务，所以文件还藏在身上，怎么办？刘澜涛一边和敌人搭讪着，一边趁着渡河的时候，在背后把文件撕碎丢在了河里。望着随水而去的文件，刘澜涛此刻才稍稍地松了口气。然而，敌人最终还是把他俩关押了起来。就在刘澜涛迈进监狱的同时，他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：“就是死，也不能出卖组织。”
得知刘澜涛被捕的消息后，组织上立刻想办法营救。无论敌人如何审问，他们都一口咬定是“过路的”。由于内外配合，1931年2月，刘澜涛二人被释放了。然而，行动却遭到了敌人的注意。于是，组织决定调刘澜涛到中共河北省委继续工作。
1931年4月，当刘澜涛日夜兼程地赶往北平的时候，敌人的魔爪已伸向了中共河北省委。刘澜涛一进北平城便与省委秘书长郭亚仙取得了联系，然而也正是在这时，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，省委13名主要领导被捕，省委书记徐兰芝当即叛变。得知了这一消息，刘澜涛立刻做出决断：“离开北平。”然而谈何容易，此刻的刘澜涛举目无亲且又身无分文，怎么可能旋即逃出敌人的魔爪呢？“先到火车站，混上开往太原的火车再说。”主意一定，刘澜涛便离开了他的住所。
就在刘澜涛走到大栅栏街的时候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与他接头的郭亚仙已叛变投敌，正带着一群国民党宪兵等候在了那里。一见刘澜涛，敌人便团团围住了他。不久，刘澜涛即被押送到了草岚子监狱（南京国民党政府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，在今西安门草岚子胡同，亦称“北平军人反省分院”）。从此为刘澜涛遭遇人生更大的劫难埋下了伏笔。
事实上，刘澜涛第三次身陷囹圄的“原因”――“文革”中轰动国内外的“六十一人叛徒”案正源于此。这个案子的主要内容是：1936年，中共中央为保存有生力量，使党的忠诚干部免遭敌人杀害，经慎重考虑后，刘少奇赞同柯庆施的提议，上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研究，由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回电刘少奇和北方局，批准这一特别时期的特别建议――同意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同志在“反共启事”上签字离狱，参加抗日斗争。
当时，草岚子监狱中的同志们在经受敌人严刑拷打的同时，正与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。他们建立了临时支部，薄一波任书记，刘澜涛为支部委员之一，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诡计。然而，当他们第三次接到了由秘密通道转来的代表“胡服”（刘少奇）意见的信后，经党支部再三研究，才开始履行签字手续。离狱后他们纷纷投身到了抗日最前线。组织上安排刘澜涛在绥远省兴和县做统战工作。1937年初奉调到天津任市委副书记，半年后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。
“一九七五，五二八，今朝幸得幽禁罢。借问鳏公归何处？神州何处不为家？”
1968年1月3日，一驾专机秘密地将刘澜涛押送到了北京，从此刘澜涛在北京的监狱整整囚禁了8年。
1975年，一场重病之后，他终于按捺不住要来了纸笔，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，由于身体虚弱，他一连写了好几天，满腹的话，只能对组织说了。信写好之后，被交了出去，然而心情依旧十分沉重。不禁提笔写下了一首诗：“页页肺腑言，问心终无愧。寒冬冒暑汗，独囚无人知。诸事皆有因，尊令岂犯罪。我无恕己意，历史定量非。”
往事不堪回首……
1937年，出狱后的刘澜涛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的职务。不久，组织上批准了他要求到延安上党校的请求。于是刘澜涛奔赴延安。途中，震惊中外的“七七”事变爆发了，因此，刚到达延安，他就被作为来自平津前线的代表，邀请到延安援助平津将士的市民大会上做报告。
7月18日这一天被深深地刻在了刘澜涛的心里，因为，这一天，他敬仰已久的毛泽东也到会听了他的报告，会后还亲切地和刘澜涛握了手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。
不久，当时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找刘澜涛谈话并征求意见：“你是陕北工作的老领导了，希望你能回陕甘宁边区来工作。”刘澜涛听后当即表示：“我服从组织安排。”于是，刘澜涛在延安一边学习，一边工作，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，并主管一本刊物《党的工作》。当时，毛泽东的著名文章《反对自由主义》就是在此刊上发表的。
1938年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，中央调刘澜涛到晋察冀根据地工作。当时，晋察冀根据地在彭真、聂荣臻的领导下，是一个抗日模范根据地。刘澜涛到此之后，一干就是11个春秋。毛泽东对晋察冀的工作十分关心，对于晋察冀参议会的工作、精兵简政工作都做过具体指示，就连晋察冀分局及军区主要领导成员的任命名单，也是他亲笔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。对于毛泽东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，刘澜涛很是敬佩。
1944年秋，刘澜涛赴延安参加党的“七大”。到延安后住在中央机关所在地杨家岭。一次在食堂吃饭，刘澜涛看见了毛泽东，他高兴极了，端着碗跑了过去：“主席，我什么时候向您报告工作？”毛泽东笑了：“先住下，不要急。”
几天后，刘澜涛接到通知到枣园窑洞毛泽东的住处报告工作。那一天，他们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晚饭之后，毛泽东的情绪很好，并对刘澜涛说：“时间很充分，慢慢谈。”
当刘澜涛谈到草岚子监狱的那段经历时，毛泽东不无幽默地笑道：“监狱也是一种很好的共产主义大学校嘛！”
回想起当年的情形，一切犹如昨天。
不知是否与呈书中央有关，1975年5月28日，刘澜涛在北京的监禁生涯终于结束了。然而，等待他的却是流放。有通知规定，刘澜涛必须立刻离开北京，前往安徽省安庆市，不准和家属告别。于是，5月30日，刘澜涛便到达了安庆。在市委的一个招待所里，刘澜涛住下了。从此，在他的房门之外不再有哨兵，但却换成了许多充满奇异与审视的眼睛。
由于常年的独处，此刻的刘澜涛已显得十分苍老，动作迟缓，目光也显得非常呆滞。对于重获自由的他来说，已经不能适应人多的环境了。到达安庆后除去每天服务员送饭给他吃外，一个人绝不敢出门半步。
刘澜涛的大儿子刘冀阜在得知父亲解除监禁的消息后，高兴极了，对于他来说，眼下最好是尽快见到父亲。妻子十分理解他的心情，把平日积蓄下的钱一并包给了他，为此他感动之极，当天就挤上了南去的列车。
由于刘澜涛的“问题”，刘家人全部受到了牵连。爱人刘素菲是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，于1967年12月31日，被残酷地迫害致死。四个儿子也被拆散，转到不同的地方劳动改造。
好不容易找到了刘澜涛的住址。刘冀阜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了，看准了门牌号码，便一头闯了进去。异地的突然相见，惊喜得刘澜涛一下子呆住了，爷俩悲喜交集，此刻竟然全没了声音。几秒钟之后，刘冀阜抱着发呆的父亲，孩童般地大哭了起来。八年了，太长的时间刘冀阜没有这么放声地哭过了。
这次见父亲，刘冀阜明显地发现父亲的反应很迟顿，就连说话都要想一阵子，暗暗地，他开始有计划地帮助父亲恢复生活。他先带着父亲到小集市上转，没想到，父亲看到繁荣的集市后显出了兴头，而后就到江边散步。渐渐地，刘澜涛的语言开始恢复了。
一天，刘冀阜正陪着父亲转街，看到电影院正在放电影，于是便把父亲拉进了电影院。铃声过后，灯光消失了，银幕上出现了三个大字――东方红。就在这瞬间，微光中，刘冀阜惊异地发现，父亲哭了，而且是泪流满面，身子也在微微地颤抖。见此，刘冀阜轻轻摇撼着父亲的臂膀，因为他担心老人过于激动，没想到父亲说话了：“好久没有看到他们喽！”接着便是一声长叹。
此后不久，刘澜涛却是真正大哭了一场，6月21日，中央专案组派人员到达了安庆，在刘澜涛的住处传达中央“开除刘澜涛党籍”的决定。对此，刘澜涛气愤至极：“声明出狱是中央的决定，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历史事实的。”来人不听刘澜涛的申辩，并称“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”。并命令“永远不得返回北京”。听到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，刘澜涛顿时跌坐在了床上。好一阵，他颤抖着，眼泪扑簌簌地涌了出来。多少年来，只要是组织决定，刘澜涛从来都是坚决执行的。可唯独这一“决定”，使他怅然了，他只有以无声抗有声，坚信历史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。专案组的人走了，刘澜涛不禁仰望长空，久久地沉思……
“亲逝爱归痛不泪，斥令离党愤满腔。四十年华曾腾跃，骤令离去断肝肠。虽知历史有公论，奈何热泪不禁淌。”
“寒冬春雷震天响，中央喜讯到安庆。平反奇冤十二载，真理终于胜‘四凶’。”
1975年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。政治局会上，他提出：“‘六十一人案’的问题必须解决，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正的。”然而，由于“四害”作梗，问题无法解决。
1977年，中共十一大胜利召开，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，不久，中央接连收到关于“六十一人案”的申诉材料。直到12月25日，一封出自“六十一人案”中人王其梅的遗孀王先梅的申诉信辗转到了邓小平的手里，他当即对此做了批示：“请东兴同志交组织部处理……”汪东兴看后批示：“请耀邦同志阅办……”
12月31曰中午时分，胡耀邦接到了由两位副主席批复过的申诉信后，立即找来了几位同志研究，并决定以此作为“六十一人案”平反的突破口。于是，平反“六十一人案”的工作进入紧锣密鼓阶段。
1978年春节过后，北京的天气依旧非常寒冷。由于一些人不但不采取积极的态度，并强调这一案子是“文革”刚起步时的案子，是经过毛泽东批定的，不能随便翻案。对此，胡耀邦决定：“六十一人案”的复查平反问题，中组部另起炉灶。
这一年的6月，邓小平又接到了关于此案的申诉信并批道：“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，这是实事求是的问题。”7月4日，华国锋指示胡耀邦：“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。由中组部进行复查，向中央写报告。”
11月20日，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《关于“六十一人案件”的调查报告》，《报告》中说：“文革”中提出的“六十一人叛徒集团”是不存在的，是一个错案。
12月16日，在据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，中央下发了“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《关于“六十一人案件”的调查报告》的通知。从此，“六十一人案”终于获得了平反，历史回归了它的本来面目。
正当刘家的几个儿子换着班地到安庆陪守父亲的时候，中央的这一通知，足可以令刘家人过上一个多年来一直企盼的好年了。21日上午，刘澜涛与战友安子文同车到达北京。虽逢深冬，却没有了寒冷的感觉。
在北京，中央给刘澜涛一家重新安排了住处。翌年，刘澜涛首先出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，紧接着便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，同时兼任政协秘书长、党组书记的职务。
（摘自《走近中国高层政要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，定价：25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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